理工女圆桌 | 科学如何研究性别差异?

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把平等作为文明的准则,那么哪怕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不同性取向的人存在差异又如何?如果每个人都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差异不应改变我们对一个群体的看法。那些试图通过控制科学话语来合理化自身群体优越性的人,恰恰暴露了自己的伪善。

文 / 理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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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究竟有哪些性别差异是有明确的生物学证据的?比如两性激素分泌水平和脑活动是否确定存在差异?再比如女性更细心更感性这种说法,多大程度上有生物学依据支持,又有多大程度上是后天建构? 对于这些问题,科学上是如何研究的,科普文章和书籍又是否靠谱?

田禾,本科北大元培化学方向,洛克菲勒大学化学生物学博士,现居纽约从事科研。

这种两性差异的问题特别复杂,大部分科普都过于简化了。

首先说生理差异:染色体不同,性激素水平不同,性腺和外部性征不同,肌肉密度不同,脂肪含量不同……这些可以严格量化的两性差别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到了神经回路的层面上,问题就多了。大部分作为脑区分工的研究是基于fMRI,即通过耗氧量的不同来检测脑区的活跃程度。但耗氧量直接反应的是脑区活动的强度而不是活动的性质。因此,研究者一开始如何设定问题对结论往往有很大影响。

我本科时有一次上神经学的课,教授说这些神经学研究的结论很大程度上看研究人员怎么解读。比如fMRI显示女性负责语言的脑区更活跃,你可以说这表明女性语言能力强于男性,因为她们的语言中枢更活跃;也可以说女性语言能力不如男性,因为女性为了完成语言活动需要更多的脑细胞和能量!

问题是,fMRI研究很有趣,为大众喜闻乐见,也不像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那样充满了专业术语。所以新闻媒体特别喜欢(以夸大失实的方式)报道这类研究,而很多所谓“专家”所引用的科学研究就是这种劣质二手货,“专家意见”再通过媒体和网络转手给普罗大众,最后这种所谓的“科学知识”和都市传奇(urban legend)差不多了。

事实上,大脑是有很高的可塑性的,就算fMRI发现两性脑区分工不同,也不能排除是后天环境影响的结果。此外,同一群体之中的个体差异一般大于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即使两性大脑结构确有不同,这类研究也无法预测具体女性或男性个体的能力。

还有人用进化心理学解释两性求偶和社会分工,有关的科普文章相当流行。我个人觉得进化心理学目前更近乎假说或学说,而不是牛顿定律、遗传法则那样有着坚实基础的科学理论。现代生物学认为性状由基因和环境共同决定,DNA突变导致基因多样性,而基因可以通过有性生殖传递给下一代。因此某一种基因如果能带来有利于物种生存的性状,就更有可能在代际中传递、累积。相比之下,进化心理学很少能在分子生物学的层次上解释心理的遗传机制。比如“女性天生不愿意参与竞争”、“女性更注重男性所积累的社会资源”,如何证明这些行为模式或偏好由遗传信息而非社会规训决定?如果没有生物学证据显示心理特质可以遗传和演化,我们应该优先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听起来“高大上”其实缺少实证支持的进化心理学来解释这些社会现象。

淡名,辽宁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家庭与人类发展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儿童的心理与社会性行为的发展,以及社会科学中的统计学模型。

语言的脑区激活那个例子,也要看研究者具体怎么做,毕竟像语言能力这样的东西是有其他指标可以操作性地测量的,比如可以去看某脑区在处理语言时的激活强弱和这些人在其他语言任务上的表现是不是相关,以及是否能通过一些实验设计确定因果。所以要严谨地解读实验结果不是没有办法。类似语言的脑区激活这样的研究,如果含义不清晰,会有科学家进一步刨根问底,这是科学的好处。怕就怕不知道关系是什么就开始下结论。

演化这一部分,在具体什么会被遗传还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一类比较严谨的方法是去做双生子研究,即拿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和普通兄弟姐妹等去比较,去证明这个东西应该和遗传有关系(即使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机制)。

当然因为我不是做这些领域的,所以我只能说,理论上讲这些应该可以做。但具体某个行为的生理和演化基础是确实已经被严谨地研究过,还是还在比较缺乏验证的阶段,我不是完全清楚。希望听到做脑科学和演化研究的同学补充。

我觉得比较雷的是,有些研究没有对遗传/演化层面做任何控制(比如调查了十几个文化,发现这些文化下男性择偶都有类似的偏好),大家却都拿演化来解读。这里演化只是若干种可能的解释之一,但是大众媒体和缺乏逻辑的研究者特别愿意强调这个。

而且即使一个东西有神经和演化的基础,也仍然存在大量个体差异和可塑性。现在总体上有什么规律,和你要怎么对待每一个个体以及作为个体要如何决策,和接下来这个规律会不会变化、会怎么变化,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男女各种激素水平确实不一样,在人类历史上面临的自然选择压力也不尽相同,这些会影响神经活动,进而影响某些具体的能力和倾向。但话说回来,导致生理差异的因素很多,性别只是其中之一。而且,现代工作很少是只涉及到一两种能力的,后天社会化的过程也会对此有影响。越是像择业、择偶、学业兴趣这样的复杂行为,涉及的机制越广泛,也越难被某一项生理差异从根本上决定。

Gandalf, 来自吉林长春,美国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节律性注意(Rhythmic Attention)以及认知与时间的关系

我做一些fMRI,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主要并不是fMRI的问题,而是媒体对科学的解读和传播方式的问题。任务难度不同造成BOLD活跃程度不同的问题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问题,但就男女语言这个例子里哪个解释更为准确的问题,科学家有办法设计实验去验证孰是孰非,所以也不是不可解决的。我想真正的问题在于大众对科学存在一种爱因斯坦式的幻想,他们更愿意相信科学中充满了关键性的、转折点式、里程碑式的发现。而事实是基础科学更多地充满了小步伐,以及不同形式的重复。一个实验、一篇论文的说服力是极其有限的,需要一系列的对结果的复制和对假说的检验才能让更多的学者对结论充满信心。

媒体往往报道单一文章的主要结论,而忽视了背后学术界内长期的辩论以及作者自身对结果的谨慎态度,给人造成一篇文章的某一发现就是公认事实的假象,而人们也愿意相信这种戏剧性的结论。

譬如近期《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心理学结果可重复性不高的报道,大多数人通过媒体转载的标题往往只会得出心理学不靠谱的结论。但事实是这篇文章指向了科学界普遍存在的可重复性问题,而之所以心理学首当其冲是因为其行为实验重复起来开销更少。文章也指出,像临床试验等开销更大的实验情况预想会更加糟糕,但检验起来更加困难,因为经费有限。

我想最终的问题甚至也不在于真相如何,因为对科学话语的控制只是合理化不平等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把平等作为文明的准则,那么哪怕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不同性取向的人存在差异又如何?如果每个人都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那么差异不应改变我们对一个群体的看法。所以我想那些试图通过控制科学话语来合理化自身群体优越性的人们恰恰是暴露了自己的伪善。

淡名

看到Gandolf提到可重复性问题,我想补一句:任何心理学实验,都不可能囊括人类从古至今的所有心理特征,研究者只能选取当下的某一个或几个历史横截面来收数据,因此会有相应的cohort effect。一些特别基础的问题,比如神经冲动的传导、视觉信号加工的先后顺序这种,可能放在不同的历史横截面里看是差不多的;但是比较复杂的行为,比如大多数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其结论一定会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多科普的目的在于介绍研究本身,并不会强调这个问题,但这是一个切实存在的问题。

我以前实验室研究儿童的社交行为,如果看上世纪90年代的数据,会发现在中国,越害羞(shy)的孩子发展得越好——成绩好,在学校当班干部,老师家长同学都喜欢,心理都很健康。而拿本世纪的数据再来比较,至少在中国的城市,害羞的孩子发展反而是不好的,周围的人觉得他们有问题,他们自己也会有更多的心理问题。这只是二十几年内的事情,但结论却转了180度。你可以说研究的可重复性不高,但这种不可重复很有可能是社会变迁的结果。类似的,从去年关于启动效应(priming)的不可重复性的大讨论,到今年《科学》杂志上的文章,整体上我都不太惊讶——相当一部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能操纵的自变量有限,因变量是相对复杂的行为,中间的过程是一个大黑箱。如果对这个大黑箱里的东西,尤其是与被试所处时代环境及相应的人生经验密切相关的东西没有控制,那么重复不出来简直太正常了,要是几十年来在各种被试群体里一直都能稳定重复才是怪事。要确定具体的机制,就要研究黑箱里面发生了什么,要更精确地控制研究过程,要增加被试量,要多做重复研究。不过,这跟我们目前的讨论关系不大。

说这些,是想讲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很多时候,心理学研究中的性别差异,是当下这个社会里出现的实然的性别差异。它并不代表这样的性别差异是合理的/必然的/永恒的/正义的。我并不是说问题完全不在于真相如何——人类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在当今的社会里,两性之间会出现什么差异,是历史的积累和当今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需要正视差异的存在,并理解这些差异是如何形成的。但在解读性别差异的结论时,我们需要思考有关“真相”的限制条件,而且需要意识到简单粗暴地将这些“真相”塞到具体的人身上或者用于制定政策时可能带来的问题。

比方说,雌激素会促进情绪识别,影响情绪波动,而女性雌激素水平高于男性,这是一个生理基础上的差异。一些有关大五人格的研究显示,女性在神经质(Neuroticism)上的得分高于男性,且在越发达的社会中差距越大(意味着可能有一定的遗传基础),这是一个当下社会里的实然差异。但是,与情绪相关的激素并不只雌激素一种;在同一性别内部,情绪表达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情绪加工的机制也并不是有了情绪波动就要表达,有很多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掌握的情绪调节机制;而且,女性从小比男性更被鼓励表达情绪,大多数文化下父母对儿子和女儿的情绪社会化方式相当不一样。因为上述的差异,假设女性都更情绪化或感性,不适合需要冷静理性的工作,或者假设男性都不擅长识别情绪,都没有情绪波动,就属于过度解读了。

另外,可遗传的行为模式的遗传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涉及到基因和环境之间的复杂影响。在性别和情绪这类问题上,基因和环境会呈现一定的正相关(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机制之一为,随着个体选择能力的增强和环境中可选项的增多,个体会倾向于选择适合自己基因型的环境,因此,行为倾向的遗传度会随着年龄增长/环境的可选程度而增加)。但基因和环境互相影响的方式并不止这一种,比如在基因环境的交互作用(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中,改变个体所处的环境,有时可以减小或消除基因带来的差异。随着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变迁,父母对子女的情绪社会化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两性学习情绪调节的机会、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而且环境的变迁本身就构成了新的自然选择条件,未来两性之间的情绪差异是否还会与现在的类似,什么样的情绪模式更适应未来的社会,也是不太好说的。

说远一点儿,两性之间的差异由于演化的积累到目前为止可能“是这样”,但也最多仅仅“是这样”而已。演化地讲,如果一种生物有且只有在之前环境中被证明最优的那一种生存策略,那它基本上不可能成功应对未来的环境变化。人类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并不是依赖于“男性是这样的,女性是那样的”,而是依赖于人类整体上的多样性,依赖于每一个个体的不同特点,依赖于自主决定“要怎么办”的能力。我们不能回避两性总体上“是这样”的差异,但差异不是“要怎么办”的基础,它只是在那儿而已。我们的行为策略依赖于对自身(和对人类发展)的愿景和合理评估,两性的先天差异只是需要考虑的无数因素中的一个。即使不讨论平等问题,纯粹地讲科学,谈论性别的先天差异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意义也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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