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女书影 | 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
Gandalf，来自吉林长春，美国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节律性注意（Rhythmic Attention）以及认知与时间的关系
我认为这部电影对女性角色的刻画是成功乃至模范的。在美国电影电视界，制作者往往希望在“政治正确上”走捷径，例如在一系列白人角色中加入一个少数族裔角色（如《生活大爆炸》），在一系列异性恋角色中加入一个LGBTQ角色（如《豪斯医生》中的13），以及在一群男性角色中加入一个女性角色（如《银河守护者》中的Gamora）。当然，我们需要对少数群体有更多表现，但这种懒惰的做法往往使得少数群体的少数性成为了他们的定义性特征。一群男性中的一个女性角色，最大的特点往往是她的性别，因而少数群体和女性角色成为对群体的刻板印象的表征，而不是一个立体的角色。但这部电影中的女性角色是多元、独立且有能动性的。她们是一个个的女性角色：有人坚定，有人犹豫，但都在主动地参与到事件中来，而不仅仅是体现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物化、被动、为男性服务。
需要强调的是，这部电影性别刻画的成功并不在于对Furiosa这一女强人的刻画，而在于其一系列多元的女性角色。好莱坞惯于把strong female character等同于一个会打架的女性，但strong并不体现于身体的强壮，而在于其自身的能动性，在于其为自己的故事服务以及为自己做出选择的能力。
另外，我也不认为这部电影是政治宣传片。好莱坞创作者太惯于以女性为代价来营造气氛，为男性角色提供动机，通过对性暴力、对女性苦难的刻画来推动故事的发展。但这部电影明智地跳出了这一创作的死水：它批判性暴力，却不需要展示性暴力；它体现女性的美，却不需要用性感化的镜头来突出女性的身体；它讲述了一个男性角色的历险，而不需要女性角色来为其服务。它告诉我们，女主角不需要男主角来拯救，也不需要有爱情；她可以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男主角也可以只是过客。
子文东，吉林长春人，一名常常心不在焉的热能工程师
和Gandalf一样，我也非常赞赏导演对女性的尊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部动作电影如此努力地颠覆传统的角色设定。尤其是两位主角Furiosa和Max，他们更多是战友，是互相认同鼓励的伙伴；虽然没有发展成爱情，感情却同样真挚深切。而女性与女性之间也是在为共同的理想并肩作战，并没有人等待被保护；战斗的路上，每个角色都不断变得越来越独立。所以虽然她们的女性气质很明显，但跟着情节的发展，观众眼中的姑娘们也会变成越来越独立的个体，而非最初那群“美丽的生育机器”。
我很感谢导演拍出这部电影，但还是觉得如果深究，片中对性别与个体觉醒程度的预设，恐怕仍需要探讨反思。
虽然片中每一位女性的性格特质不同，但从一开始就都是以专制暴力的受害者和反抗者形象出现，没有疯狂也没有被洗脑。也就是说，片中所有女性角色（除了几乎作为背景的乳母）对自己所处的环境都是清醒的，即使途中有动摇，她们的人性也是完整健全的。可身处其中的男性角色却都有迷失，只是Max与男孩在与女性们相处的过程中，因为被她们触动，才唤醒了人性，成为了片中男性群体里的异类。
此外，女孩们是向着一片“母亲们的绿洲”逃亡的，虽然抵达后发现那里也变成了荒漠，但母亲们仍然小心守护着绿色植物与种子，这一守护者的群体又一次全部是女性。Max与男孩会受到影响加入她们，但绿洲的守护者中为什么没有男性？同样地，回头去看这个虚构的废土社会，为什么首先发力还击暴力专制的是一群女性？
作为观众，反感废土社会的野蛮是与性别无关的，可片中只有女性从一开始就具备这样的意识，这一点是否用力过猛？传统文化中，女性一直被默认比男性更具“人性”，结果“更人性”也成了对女性的隐性要求。这部影片尤其着力于“女性比男性更具人性”这一刻板印象，并对其大力赞赏。可真正的平等，是对性别、族群、性取向这些标签的淡化，是承认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与身份标签无关。如果男性无法在一个疯狂的社会中幸免于迷失，那么女性就可能因为性别而更具备保持清醒的条件吗？
当然，这只是一部幻想电影，拿现实去苛求是无趣的事。而且要摆脱偏见，起初用力过猛是难免的。我们看得出导演的真诚，也看得出我们这个时代对平等与尊重的渴望。其实即使身为女性，我也曾经有过一个阶段，觉得女性之所以应当被尊重，是因为人性中有些美好的特质似乎更多体现在女性群体中。但逐渐反观自身，我却发现这仍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如果接受这个观点，就会有一些我不那么渴望的特质也被默认应当具备，它变成了另一种束缚。所以后来我意识到，最好的平等是不做预设。我不愿因性别而被认为更脆弱，也同样不愿因性别而被认为更高尚。
电影很好，但如果片中的绿洲不止有母亲们，也有一群同样渴望自由，渴望还击残酷统治的男性角色，然后他们一同战斗直到返回那片废土，这会是一部更完整的电影吧。我想这是比种子、水和油更重要的东西，是真正的希望。
Chloe Chen,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电影与媒体研究专业
什么样的电影可被称作是“女权电影”？这个问题判断的指标可以有很多。如果从电影创作人员对这部电影的立意来谈，那么《疯狂的麦克斯》无疑有女权的立意。导演乔治·米勒在多个场合（戛纳电影节以及名利场杂志采访）都谈到《疯狂的麦克斯》确实有一个“女权议程” （feminist agenda）, 以及他身为女权主义者对拍摄这部电影有何影响。从电影的制作过程来看，导演邀请了Eve Ensler到拍摄片场辅导几位扮演Wives的女演员，帮助她们理解所扮演的角色——在战争时代中被剥削与施与暴力的女性；不仅如此，导演把剪辑全片的工作交给从未有过电影剪辑经验的Margaret Sixel（她同时也是导演的妻子）一人担当，并鼓励她“如果让那些男的来剪辑，这电影就会与其他动作电影没什么两样了。” 因此，从创作过程来谈，电影对女性视角的重视和尊重也不可忽视。
不过，仅从电影创造的立意和过程就裁定《疯狂的麦克斯》是一部女权电影，似乎操之过急。毕竟，要判断一部电影是否真的具有性别意识，是否尊重银幕上的女性角色和银幕外的女性群体，对其电影内的女性角色的刻画和待遇的审视也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这部以一群女性逃离性剥削与性虐待为故事前提的电影，却没有任何展现女性受虐甚至被强奸的镜头描写。在影视行业，无论是否构成叙事必要，女性受虐的桥段和刻画总是被肆意加入，当做卖点和噱头。我们几乎都忘了影视作品完全可以不用充满剥削性（既剥削角色，也剥削女演员）又物化女性的受虐桥段和镜头来讲一个卖座的好故事。在这一点上，这部影片做了很好的示范: 它不仅讲了一个卖座的故事，还尊重了镜头内和镜头外受过性虐待的人群。
那么，影片中The Wives的衣着暴露，难道不是物化这些角色的表现吗？在大部分情况下，电影对女性的性化在电影叙事内通常得不到合理解释，她们被那么刻画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取悦观众中的异性恋男性群体。但是在这部影片里，The Wives的褴衫着装却能在叙事内找到合理解释，即她们是Immortan Joe的性奴隶和工具（她们的身材和相貌也同理）。与之相呼应的是Furiosa和Many Mothers的装束——实用、合时宜。不仅如此，电影也没有用镜头性化（sexualize）和物化（objectify）片中的女性角色。镜头视所有角色一视同仁，它不从男性视角来凝视女性的躯干，而片中的男性和女性角色都受过仰拍这个镜头表现手法的瞩目。
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多元化也令人耳目一新。有果断、有魄力、中性打扮的Furiosa；有外貌上纤弱的The Wives，她们中又有软弱、想返回的Cheeto，有果敢、会给枪上膛的Toast, 有冷静、大胆、执着的Angharad；有骑着摩托车在沙漠里驰骋、对杀戮毫无畏惧的Many Mothers, 而她们其中几位都已迈入老年。除了多元化的女性气质，Mad Max 里还有身带残疾的女性和不同人种的女性：Toast是非裔美国犹太人，Cheeto是毛利人、华人和英国混血，Many Mothers中的The Valkyrie是毛利人-波利尼西亚人和英国混血。
之所以谈到这些女性角色的性别气质、残疾和人种，是因为若是当我们探讨性别平等，却忘了把例如人种、性取向、社会阶层以及其他在现实生活中和“女性”这个身份产生交叉影响的因素也纳入思考范围的话，那么我们所谈论的性别平等或女权主义将会变得非常狭隘，变成只服务那些有资源接触和进入这个议题的女性的“精英论坛”。在审视影视中的性别刻画时也是如此，只有把这些因素都纳入考量指标，我们所谈论的女权主义才会有纵深。因此，这部影片对女性角色的多元化刻画是值得赞赏的。
疯狂的麦克斯》中的女性角色不仅出彩在她们的多元化，还出彩在她们之间的互动。在电影里，女性角色与其他的女性角色而不是男性保持首要的关系。即使她们中有人曾沦为某个男性角色的奴隶，但在电影的叙事里，从我们第一眼看到她们起，她们就已和其他女性在一起，是扶持彼此的战友和伙伴。整部电影中，这些女性角色的互动推动了剧情发展，成为了电影叙事的内核。例如Angharad用自己怀孕的身体为Furiosa作盾牌；其他Wives安慰、劝说想要返回的The Dag；以及Furiosa一行人与Many Mothers从接触到后来的并肩作战，甚至为彼此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影片里死去的角色不少，但唯一一个受到影片叙事明确无疑哀悼的角色，是Many Mothers 其中的一个。大部分动作片中总会有一些角色在影片过程中丧命，但由于受到电影时长和电影类型风格的限制和影响，导演常常需要斟酌究竟要戏剧化哪个角色的死亡，并暂停故事情节的进程为其哀悼。除了有基于死去角色在影片内叙事重要性的考虑外，导演的价值倾向也常影响这一决策的过程。
在影片中受到哀悼的”种子保存者”（Keeper of the Seeds）, 正是体现了导演动用影片叙事的力量。在这样一部快节奏的追车动作片里，导演冒着打破影片节奏和风格的风险，暂停故事进程为其哀悼，并运用死去角色的主观镜头来引导观众认同。就连在影片中占有更大叙事重要性的Nux和Immortan Joe的死亡都没有受到如此待遇，而其中Nux还是一个正面人物。当然，一部电影戏剧化其女性角色的死亡，并不是什么不寻常或值得表彰的事，毕竟女性向来被当作银幕上的情感载体，豁免了男性角色流露情感的必要。但是，若把Keeper of the Seeds的死亡与电影的创作立意以及电影文本内其他元素结合起来看的话，电影对其死亡的处理确实是可以为电影的女权精神加分的。
当然，谈了这么多《疯狂的麦克斯》的可取之处，并不意味着这部电影就没有可以反思和进取的余地了。电影中对Many Mothers的设定就是其一。在电影中沙漠化的世界里，携带着、呵护着植物种子的Many Mothers显然是被符号化的，她们象征着希望和母系理想（Matriarchal ideals）。然而，这些被符号化的Many Mothers的角色似乎是建立在“女性养育的本能”和”女性与自然的独特联系“的迷思和刻板印象之上的。在中英文中都有类似的表述：“自然母亲” “大地母亲” “Mother Earth”。虽然影片对Many Mothers 其他方面的刻画和待遇是值得褒奖的，但这个带有性别本质主义意味的设定确实令人警觉。
再者，在影片中，Many Mothers在荒野生存的策略之一，是利用一个女性成员扮作无助的裸女来引诱敌人靠近。当然，在电影中刻画敢于运用自己的性资源作为博弈筹码的女性并非一定是不可取的，只是，这种塞任（Siren）式的“女性运用性来引诱他人”的男权迷思，已经在文学和影视中数不胜数，反而导致了这一男权迷思的加深和巩固。
不过，以上这两个例子，都是可以在电影叙事（narrative）内找到合理性的。这也包括其他的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最先有反抗意识的都是女人？”——因为女性是Immortan Joe的统治下最受剥削、囚禁与虐待的群体。因此，最受剥削、囚禁、虐待、在社会中分红最少的群体最先萌生革命意识，而在社会中占有更多资源和特权的群体则不然——这在人类文明真实的历史上也是如此。还有“为什么Many Mothers都是女性？”——因为在电影的设定中，Many Mothers是一个母系社会，男性不是这个社会的成员。
即便如此，是否所有电影叙事内的合理性都可以转译成电影叙事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语境下，电影叙事是否要妥协，艺术是否要妥协？这些问题，或许下次我们可以从电影哲学的角度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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